| 关注农村劳动力转移:他们的名字叫“背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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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09-04 15:38 文章来源：六盘水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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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２８岁的年纪，都是苗族，都在钟山区凤凰街道办事处松坪村租房住，８月２０日清晨７点３０分，六枝特区牛场乡的杨明湖和纳雍县百兴镇的李勇“搭伙”上路了，开始了一天的背箩生活。
“背箩”，在许多城市人的眼里，代表的是苦力、是脏活，更是不讲究卫生、素质低下、难于管理。但是进城做一名“背箩”仍然是许多农民离开农村、走出土地、养家糊口唯一可选择的出路。
虽然来自不同的地方，但杨明湖和李勇到水城的目标是一致的：“挣钱”。在这个城市还有约２０００名来自周边地区的农民，不停地游走于大街小巷，吃最廉价的食物，花最大的力气，获取微薄的报酬。
当天，李勇挣得５．５元，而已当了８年“背箩”的杨明湖则多挣了３元。这是他们干了１２个小时之后挣得的工钱。除去一整天只敢买两个包子充饥的１元钱，李勇手中仅捏有４．５元，杨明湖实得７．５元。
一天累死累活挣工钱不足１０元，这是城里人无法想象的。
其实，廉价只是“背箩”最表象的反映，辛苦、窘困、卑微才是他们生存的现状。通常他们三五成群，有着自己固定的居住场所，食物只求吃饱，生病只能“捱”着，从来不为自己争取权益。
在官厅附近的严家湾，因为离市中心城区近，虽然环境条件差，但房租便宜，成了“背箩”们一个大的聚居区，六枝特区牛场乡的田朝兴就与同村的１０来个“背箩”租了间棚子居住，白天大家四处揽生意，晚上一个紧挨着一个睡在用纸壳或破棕垫铺就的地上，也没有被子；在铁路货场附近铁路边上，还有很多特殊的“旅舍”，“背箩”们自称为“背箩店”，住一晚１元钱。
说起吃饭，田朝兴说，最好的晚餐就是大家凑钱买点面回去煮来吃，大多数时候则是搅玉米面糊糊充饥。
遇到有病有痛，是“背箩”最大的不幸。来自纳雍县姑开的老杨已有４７岁了，是收了洋芋才出来的，准备趁暂时的农闲挣点肥料钱回家，可不想还没来一个星期，只挣得二三十块钱，就生病了。第一天他舍不得花钱，捱着，可年近５０的他怎么捱得住，第二天勉强背了点东西，实在撑不住了，想了又想走进了诊所，花了４元钱买了几包头痛粉和一包板蓝根，第三天头痛粉吃完了可病仍没减轻。
所谓人穷志短，因为生存状态的恶劣，造成了“背箩”卑微的心理，不善言辞，十分怕事，不敢争取应有的权益。李勇指着自己左手四个指头上一道正在愈合中的黑黑的伤痕告诉记者，就在几天前他帮人装灯箱时被铝合金拉了一道深深的口子，血流如注，可是当他要求那位雇主多给两块钱去诊所包扎伤口时，雇主却不同意。后来，被一位好心人看到，带他去诊所用创可贴包了一下。说到这事，不善表白的李勇一直口中不断地重复着：“那女娃娃真好、那女娃娃是好心人……”。
“背箩”的卑微心理，直接的原因是来自于社会地位的低下。由于没有知识、没有技术，处于个体游离状态，没有一个统一的组织，当来到城市，他们的弱势地位就越显突出，但又反过来影响城市文明程度的整体提高。
如何更好地解决这一问题呢？无疑，关注他们的弱势状态，帮助他们，加强对他们的管理。２０００年，我市曾对“背箩”进行过管理。当年的８月８日，市政府下达对城市“背箩”服务从业人员进行管理的通知，要求“背箩”到劳动就业部门登记办理“背箩服务从业许可证”，并交３０元押金领取印有标志的黄背心。据当时参与该项工作的市劳动力人才市场的工作人员回忆，一个月下来，大约有３００多人办了证件，但是３０元钱虽然是押金，对于一天只挣几块十几块钱的“背箩”来说，是一笔不菲的数目，很多人不愿意交、也没有能力交。
对“背箩”加强管理的初次尝试虽然以不了了之告终，但却给很多参与者留下了反思。
加强“背箩”的管理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如何把这群人数众多，文化素质普遍偏低的“大军”整合起来，帮助他们增加收入，授予他们更多的生存技能呢？通过行政或引导的方式建立一个“背箩”的专门组织是一个主要途径。只有这样，把“游离”的个体联合成“大整体”，确定了固定的领头人、固定的联系生意的人，才有利于提高“背箩”的收入。据了解，２００４年，一个名叫王大的“背箩”在贵阳成立了一家名叫“诚信背篼服务站”的机构，直接通过手机联系生意，由于有了固定的场所，“背箩”得到了市民们的信任，更多的人愿意聘用他们，有了稳定的收入。另外，加强培训，提高“背箩”的知识文化素质和用工技能非常必要。根据市场的需求，按照不同区域、不同行业、不同工种的用工技能要求，开展培训，提高他们的能力，开拓他们的眼界，发展他们的思维，才能更好地促进农村劳动力的有效转移。能力和就业、收入始终是相辅相成的，而眼界、思维和强化自我保护意识也是不可分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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